虽然2万元的削减看似不多，但背后的意义却是重大的。新加坡剧场这几年好不容易取得的开放与包容，似乎又倒退了几步。野米剧团去年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却被官方解读为“提倡另类生活方式”的，便是以全男性卡司搬演的王尔德经典《不可儿戏》（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问题是，该剧是在获得媒体发展管理局（MDA）的观众分级（“16岁以下观众需获忠告”）批准后，名正言顺地被搬上舞台的，不仅场场爆满，还获得了《海峡时报》“生活！戏剧奖”的三个奖项。诚然，野米剧团自创团以来就不断推出具争议性（包括讽喻政治）的作品，却都取得票房佳绩以及艺术评论者的肯定。再者，性别反串不论在西方或亚洲，一直都是古老的戏剧传统。政府对《不可儿戏》的审查，未免显得矫枉过正、欲盖弥彰。
当艺理会以必须考虑“公众利益”为由削减补助时，那同样为纳税者的野米剧团、其观众，以及给予肯定的艺术评论者，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被考虑吗？这就说明了国家体制所倡导的“价值观”和“利益”不一定与社会所有人的吻合。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价值观”在更大程度上是为国家体制服务的。
另一个长期被本地艺术社群讨论的问题，便是艺理会在通过发补助倡导艺术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兼当审查官的工作？尽管艺理会很少会真正实行艺术补助申请准则（其中包括不得涉及政治、种族、宗教、性等内容），但这些准则的存在本身就对本地艺术的创作自主性构成了很大的约束，因为艺理会可动辄实行，而不少优秀作品往往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上述课题。尤其是作为主流娱乐以外的另一种形式，剧场观众早已习惯自己的既定思维被挑战，否则哪来的创意可言？
在削减野米剧团补助的事件中，艺理会向艺术工作者和公众传达了模棱两可的信息。去年实践剧场重演华语音乐剧《天冷就回来》，保留了2007年版本中同性恋情侣拥抱的情节，在送审时被要求附上“含有少量成人议题” 的说明后公演，票房爆满，也没有接到公众投诉信。今年实践剧场所获得的常年补助反而有增无减。这是否是决定补助分配背后多重标准的表现？到底艺术的提倡、资助、管理和审查的工作之间，是否可以有更妥善的协调？
就如艺术官委议员黄渭莹所言：“我们致力于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有生命力的艺术城市，以吸引外来人才，加强国民的归属感。当你已宣布将进一步开放社会时，要关起门来，回到二十年前是不可能的”（《海峡时报》2010年5月6日）。在过去，有好几部被认为具争议性，甚至不符合艺理会准则的剧场作品，都已正视成为中学和大学的文学教材了，其中包括探讨精神病患者的《偏》（Off Centre， 哈里斯·沙玛著）和描述女同性恋情感关系的《三部曲》（ Invitation To Treat，王少妍著）。这足以说明，新加坡人在思考能力、艺术鉴赏能力已变得更为多元而开放，而艺理会应该继续以开明的心态对待所谓“具争议性的内容”，下放艺术审查的权力。
已故戏剧大师郭宝崑曾在《爷爷打仗，孙子学艺》（《联合早报1989年2月11日》中，对国家艺术补助与监管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比较理想的局面：国家应完全不干预艺术家的思想和表达自由，而是由“艺术同行们自己组织委员会来进行评审，决定谁的艺术最值得支持，谁的计划最值得赞助。”在郭宝崑看来，这“不只在财源分配上令人信服，堵死了政治干预的通道。同时也成了艺术界自约自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
新加坡艺术这二十年来的旺盛生命力，虽然与艺理会的推动和补助有一定关系，但更关键的是，若没有本地艺术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和大胆创新，恐怕艺理会也很难实现自己的多项计划。也许，是时候探讨建立“自约自律的机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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