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是否能无不为？

曾被中共点名批判为“自由主义者”的著名学者刘军宁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根源〉文章中提出，越来越多外国领导人和记者认为，“北京模式”或“北京共识”是一个比西式经济自由主义更有效的选择。对此，他表示怀疑。

文章还指出，以自由贸易、去管制、法治和私人企业发达为代表的华盛顿共识，推动了经济发展。而华盛顿共识之所以会成为共识，其倡导的问责性和私人企业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可靠元素。然而，当外国领导人和记者看到中国的摩登高楼、平坦宽阔的公路、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富裕的中国人，再参照其常年的百分之9增长率时，“北京模式”似乎让“华盛顿模式”不攻自破。

刘文进一步提到，北京模式虽然能让政府大刀阔斧地办事，事情做对的时候虽是可行的，但犯错时就会出现象文革或大跃进那样的历史悲剧。他指出，北京模式和其支持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便是论说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或亚洲任何地方——亚洲人和西方人看待国家与公民关系是不一样的。对中国人来说，和谐与秩序比个人权益来得更重要。在刘文看来，这是保守派拒绝自由化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刘文认为如果西方人将集权主义视为中国原有的特点，那就是误解了中国文化。在他看来，今天被称为西式的自由主义，早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他以老子《道德经》“治大国，如烹小鲜”和黄宗羲思想为例，说明中国应该进一步民主自由化。尤其是当农民的土地被强夺豪取已成不争事实时，民权的捍卫和倡导更不应该被视为西方独有的概念。

尽管诚如刘军宁所言，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确实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而问责性的加强和法治的建立对公民权益的促进能起到一些作用，但刘文有值得再商榷之处。

今天谈的“中国”、“大国”都是现代性概念，与春秋时期的老子所说的“大国”相去甚远。如果老子当时说的“大国”指的是自己身处的楚国或整个周王朝，和今天幅员要大上好几十倍、城乡差距甚大、贫富更为悬殊、地域性差异更复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相提并论？老子的无为是否就意味着现代西式的民主自由化？中国的进一步无为——经济自由化，又是否真的能使之无所不为？

尽管我们总是能在西方社会或中国古文献中找到现代中国应该民主自由化的论据，而公民的权益确实也是应该被捍卫的，但问题的重点恐怕还不是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之间的取舍，而是这两者都没有被深刻地问题化。不断在西方和古代中国寻找现代中国的倒影，只不过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打转。

再者，在讨论中西文化和政治差异的时候，记者和学者们经常会突出中国“儒家文化”、“亚洲价值观”和西方“自由民主”的对立，不论他们对此立场认同与否，但这也恐怕也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在这些讨论中，作为近一百年来中西方共同的思想遗产——左翼思想——被方便地放逐在外。造成这种选择性历史失忆的因素很复杂，不仅因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左翼思想在中西方的政治与文化实践形成了各自强烈的特点，加上后冷战政治格局及其话语角力，以及中国目前的高度资本主义化，让两者不容易找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点。

反讽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经济有赖于中国工厂大量的廉价劳工，而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又有赖于国内城乡的不平等关系，若要谈所谓共同的左翼思想遗产，只会让彼此更为尴尬。然而，如果我们能接受捍卫弱势族群权益是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与民主自由的精神互补时，那去除历史失忆和打破后冷战僵局便成为了当下的迫切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在肯定华盛顿共识之余，却忘了提及它使美国长期称霸世界的潜规则，即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剥削的殖民主义。这种规则，却吊诡而变相地在中国目前于非洲国家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中得到展现。没错，中国正在非洲迅速填补美国留下的霸权真空。就此而言，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的差异真的有刘文所说的那么大吗？

中国目前的发展问题，到底是否能用华盛顿共识或北京共识来阐释或解决？所谓共识指的又是谁的共识？

无为，是否必然会让中国的社会底层、弱势族群的经济和法律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在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国家是否还能无为？而无为是否真能无不为？

《联合早报》201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