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今年的大选会在伦敦投票的，所以我很早以前就在选举局网站注册了伦敦的住址。4月到6月份正好又在北京和上海调研，适逢大选期间。一到北京确定了在京住址后，马上就向当局更新了个人的选民记录，生怕无法收到选民通知书而失去投票权。作为阿裕尼的选民，我怎么会不珍惜和履行投票的神圣职责呢？大选结果诚然就如李显龙总理在竞选期间所说的：这是新加坡历史的“分水岭”。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社会媒体特别“给力”，大大推动了网民的政治参与，而背后有一些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是我想谈谈的。
竞选期间，中国的火墙让我无法浏览面簿、YouTube、Twitter以及和谷歌相关的博客，屡次申请翻墙账户不遂，我也懒得再试，只能靠早报网和Asiaone 网络新闻追踪选情。好在家人和朋友不时都会从面簿上抓图或转载博客文章给我，让我能及时偷窥墙外的绚丽风景。到冷静日当天，还有热心好友将下载的YouTube视频电邮过来，让我望梅止渴。与其说我为“墙高一尺，人高一丈”而窃喜，还不如说我为主流媒体的改变感到高兴。在对照和反思社会媒体和主流媒体报道大选的视角后，特别感受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准确地说，那应该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压力：主流媒体被迫在不断跟进各个社会媒体网站的最新发展，报道选民在网上的意见。主流媒体视角的改变以及对反对党报道篇幅的增加，当然也与更多的政党竞选及其候选人素质提升的社会现实有关。在网络和现实的双重竞争下，主流媒体为了维持公信力，不得不表述更多元的政治观点，而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当然还是新加坡人。
甚至有朋友兴奋地告诉我，Facebook让他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没错，在这个时代，只有先成为网民，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充分发挥民主参与的作用。在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社会媒体尤其重要，而它对新加坡民主化的推动，已成为一个不争事实。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和公民，都在有意识、系统化地使用网络资源，争取话语权，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范围。网民也不再只依赖Mr. Brown、Yawning Bread、Temasek Review 和The Online Citizen等获取非主流的政治信息，他们也开始在各自的面簿、博客和微博上积极讨论政治和社会课题，完全推翻了新加坡人政治冷感的迷思。
政治信仰的追求和个人的阶层属性，有时不一定相符。比如说，一个人也许是体制中的受益者，但她可能因为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而投出反对票。那些对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有好感，也感激执政党为阿裕尼集选区做出贡献的选民，也许因为社会媒体的开放，有了更宏观的政治视野而决定投反对票。在民智迅速增长的时候，过去主流话语常对投反对票者所使用的“忘恩负义”，显然已经成为一句脏话了。同样的，一个下层社会公民也许因为生活压迫而埋怨体制的不公，但她最终可能还是会投上维持现状的一票。选民的复杂心理是不易揣测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政府的合法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委托——这是公民权的根本所在。例如当司徒宇斌到波东巴西谢票时，选民提醒他机会是他们给的，要懂得珍惜，否则下届大选“还是会被打回原形的”。这是越来越多新加坡公民懂得划分政党、政府与国家这三种不同概念的现象。
社会媒体虽然能发挥一定的权力监督和开启民智的作用，而尽管反对党议员的人数创下建国以来的新高，但如果反对党要修改宪法，恐怕还要走更长远的路。到竞选后期，当执政党对工人党采取攻势，指他们有心要“夺权”时，仍无法力挽狂澜，影响选情。政治本来就是权力之争，而选民大多都知道若要与人民行动党分庭抗礼，还需要长久的努力，加上新加坡体制中政经谋和的利害关系，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
在政治理想主义的面谱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如何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的问题，这是政治的根本。不论是个人、政党，甚至媒体，首先都应被视作“政治动物”。人的利益或信仰被威胁时，也许会被迫妥协，但也可能会有更大的反弹，以强硬的方式保全自身与阵营利益。当我们在肯定社会媒体对新加坡民主化的推动作用，赞叹面簿使自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公民时，不应忘记网络相对开放的言论空间是与政府对新媒体所采取的怀柔政策有关的。台湾人在自豪地回顾自己的政治史时，除了肯定民运分子的奋斗以外，当然也不忘提到蒋经国在1987年的解严行动。值得关注的是，执政党政府接下来是否会因利害关系而调整新媒体的管制呢？多年以后，当新加坡人回顾自己的政治史时，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叙述呢？或者说，后人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记载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呢？
《联合早报》201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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